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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通融与元代禅宗僧人刘秉忠诗词的文化意蕴


来源:作者:任红敏   发布时间:2016-01-26 浏览次数:869次
  在金末元初文坛,刘秉忠是一位特色独具的文人。他于23岁皈依佛门,27岁进入忽必烈藩府,成为忽必烈潜邸的重要谋士。在忽必烈身边,他一直是以“聪书记”的僧人身份,居于忽必烈诸谋臣之首,谋划军政机要20多年。至元元年,元世祖忽必烈令其还俗,复刘姓,赐名秉忠,授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为忽必烈的佐命之臣。刘秉忠对元初政治体制、典章制度的奠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事功卓著,但又能始终“斋居蔬食,终日淡然”(《元史·刘秉忠传》)。

  刘秉忠身上色彩纷繁,身份多样,集书生、僧人、政治家、诗人于一身,而且人生阅历丰富,曾做过节度使府令史、藩府重要谋士、朝廷重臣,他身为忽必烈政权中重要的辅佐之臣,长期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其学术则贯通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涵养深厚。诸多因素相互影响,形成了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使他的诗词色彩丰富而内蕴深厚,除“萧散闲淡”的主要风格之外,还有着清雅和谐的性情之美与“饮之太和”的审美境界,他的诗词淡泊悠远,平淡冲和,清莹澄鲜,飘逸通达。秉忠诗词独特的文化意蕴,形成了他人格和诗词风格的丰富性和多面性,其诗词创作也为元初文坛增添了新气象。
  一
  刘秉忠诗词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蕴,这主要缘于他融合儒释道,而归本于儒的思想。与刘秉忠同时期的徐世隆为其所撰的《祭文》称:
  岩岩刘公,首出襄国,学际天人,道冠儒释。初冠章甫,潜心孔氏,又学保真,复参临济。其藏无尽,其境无涯,凿开三室,混为一家。逆知天命,早识龙颜,情好日密,话必夜阑,如鱼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诸葛,弥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 [1]
  刘秉忠自小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对他一生影响很深的是儒家思想,他秉持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心怀天下,渴望建功立业,拯世济民;23岁时,他放弃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之职,决定逃避世事,隐居于武安山,“苦形骸,甘淡泊,宅心物外,与全真道者居”(王磐:《文贞刘公神道碑铭》)[2],受全真道教的影响,而有道家的超尘洒脱,追求清净无为、功成身退;此后不久,他在清化天宁寺剃度,成为禅宗临济宗虚照禅师的弟子,又深得临济宗大师印简海云器重。终生与佛门关系密切,自有佛家的虚静高洁、淡泊悠远。可以说刘秉忠贯通儒释道,“凿开三室,混为一家”,打通三教,融合为一。
  身为忽必烈政权中重要的辅佐之臣,处政治斗争的中心,政治生活中风风雨雨对他不无影响,他只是不愿被消极悲观的情绪主宰自己,务求从中解脱,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他深知官场与仕途的风险、人情的冷暖,但受释道思想的影响,他是一个不贪求名利富贵的人,不会陷入争斗的漩涡,任他风云变幻,都能超然物外。正如《自然》一诗中所写:
  名利场中散诞仙,只将吟乐度流年。
  酒逢知己心方醉,诗到收功意更圆。
  碧水悠悠入东海,白云曳曳上宾天。
  但能直往无凝滞,不自然时也自然。 [3]
  于纷纷扰扰的名利场中,作一个散诞仙,不为物情所累,碧水悠悠东流入海,白云在天空随风浮游,随缘适性,本自天机自然,把自我融于自然之中,无思无虑,神动而天随,与造物者游,是何等的洒脱。也正因为不贪求名利富贵,抱有“是非海里有何论,名利场中无所求”(《春闲遣兴》)的态度,才能如此超然物外,“熏天富贵等浮云,流水年光梦里身。但着眼观皆外物,不开口笑是痴人”(《守常二首》其二)。富贵也好,名利也罢,只不过如同过眼浮云,对他不会有多少影响。自然,他也不会掺入对名利的争夺,因为他对这一切都已看破,“人才自有安排处,物理宁无否泰时”(《遣怀寄颜仲复二首》)。他所追求的是“横琴消尽尘中虑,一曲秋风对月弹”(《蜗舍闲适三首》其三)的超然,当诗人阅尽人间沧桑以后,对现实生活便有着真切的感悟,从中获得那种心境的释然与思想的升华,在纷纭世态中保持一份超越是非利害得失的清净心。
  唐代有一位禅师玄朗,他曾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世上峥嵘,竞争人我。”由峥嵘的尘世,而走入平和澄明之境,用这种心态来理解秉忠对功业富贵、人生沉浮的看法最恰如其分。他有一片禅心,一种无冲突之心、不争之心,所在皆适之心,一切圆融而无所滞碍,以平和为至境,如太虚,廓然荡豁,又如朗月,一片澄明。刘秉忠对社会、人生等重大问题,他从不回避,如在《寄冯世昌三首》其一中云:
  大中为体用时中,酌古宜今道可通。
  临事若私先有碍,立心非正后无功。
  在天何问但存义,进我无疑当效忠。
  有所不行须自反,争如桃李待春风。
  乐而不漠视,以色温气和的精神去体验生活。他对国事有着自己的认识和思考,也有着诗人的人生体验和深厚情感。但对功业富贵、人生沉浮,他能深深彻悟其中奥妙,如在《棋》一诗中写到:
  棋盘十九路纵横,百着皆从一着生。
  黑白自持心有乱,不如袖手看输赢。 [4]
  袖手旁观输赢,以不变之心应万变之势,无意卷入人事纷争,对待政治风云变幻能以超然心态去面对,正是他一片禅心的体现。而只有本心的真正和谐,才会随缘任运、安时处顺,正如庄子在《山木》篇所云:“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于万物之祖。”只有达到心灵的彻底平和,才能达此佳境。
  他曾在《闲况四首》其一中写到:
  一理未明常暧昧,七情能节自冲和。
  孟轲求已行时简,颜子斋心乐处多。
  修禊水边群客会,舞雩风里一僧歌。
  沙汀日暖春烟澹,无数闲鸥没浩波。[5]
  这首诗是他的一个真实描写,七情冲和,是儒家所追求的孔颜之乐,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的自适。刘秉忠的这种超越精神并非完全归于老庄释氏的哲学,而是融合儒释道,而归本于儒。他虽然多年身着僧衣,但却具备典型的儒家士子的人格。他完全融合了儒家的君子风范、诗书文化,与道家的幽人贞静、高蹈遗世、珍爱生命,以及禅心的无所得、无所辩,但一切圆融的精神。他善于融三教慧命而为一,如其《春晚还山》一诗:
  人生无计免风埃,漠北江南雁往来。
  万木何曾秋未老,百花争向暖俱开。
  未能乞食寻歌院,要想游山到啸台。
  明月满庭闲杖履,翠烟惹遍绿纹苔。 [6]
  人生之劳苦与无奈,生命的流逝,这些都无法阻挡,在万木逢秋之时,他却看到向暖处百花俱开,春意盎然,极富理趣,以佛道为背景,而其中深蕴的却是儒家哲理,是现实生活启发了他的灵智,深化了他的思想,当他对宇宙万物、社会人生有深入反复的思考后,自然会有感而发、触处生春。
  二程就特别提倡“春”的精神,他们说:“此其肃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义以方外’也。如春,观万物皆有春意。尧夫有诗云:‘拍拍满怀都是春。’” [7]用他们的话来形容刘秉忠诗词的境界更恰如其分,正因为他心态的平和,自然是养得胸中一腔和气,“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论语·子张》),在平和的心态下“感而遂通天下” [8],自然会达到“和风庆云”之境界,这大约是他号“藏春”之故,春就是仁,仁乃和之义。如其《秋江渔父图》一诗中:
  白蘋红蓼满沧洲,江上青峰倒玉楼。
  出没不拘同水鸭,往来无系伴沙鸥。
  烟波围绕几渔舍,天地横斜一钓舟。
  蓑笠为渠相盖管,潇潇风雨不胜秋。 [9]
  出没不拘,于白蘋红蓼之间,体验宇宙生命,更可见诗人心胸透脱,正是一幅天地自然与人心共有的“和风庆云”之美。
  正因秉忠心态的平和,养得胸中一腔和气,在平和的心态下“感而遂通天下”,自然会达到 “饮之太和”的审美境界,就决定了他诗词的特色,淡泊悠远,平淡冲和,饱含着他的人格魅力,具有清雅和谐的性情之美。如他的词《鹧鸪天》:
  柳映清溪漾玉流,火榴开罢芰荷秋。
  一声鱼笛烟波上,宜著蓑翁泛小舟。
  红蓼岸,白蘋洲,闲鸥闲鹭更优游。
  斜阳影里山偏好,独倚阑干懒下楼。 [10]
  大幅的清美,词人写景,一切似乎都是不经意的,平常的,悠然的,几乎洗尽了一切火气与激越,转而为平和的色彩,这样的景色,写出一片胸怀,一片境界,也写出了他的生命情调,一种圆融豁达。在平和、悠淡、空明的境界里,使心灵得到安顿。
  二
  刘秉忠是书生、诗人、僧人和政治家,其人生阅历极其丰富,身份的多样和经历的复杂,且身为忽必烈政权中重要的辅佐之臣,长期处于政治中心,以及他融贯儒释道的深厚学术涵养等诸多因素,影响了他的人生态度、情感方式和致思途径,也形成了他丰富性和多面性的人格和诗词风格,促成了他诗词独特文化意蕴的形成。
  刘秉忠“自幼好学,至老不衰”,在忽必烈潜邸的闲暇时间,仍然“读《四书》,穷《易》道,讲明圣人心学之妙,无不该贯” [11]。他有深厚的儒学素养,学术比较广博而驳杂,主要是以实用之学为主的“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且无不精通,皆有成书。他对读书有浓厚的兴趣,如其诗《读书》:
  画饼功名抵死图,何如闲里得看书。
  衣冠三代凋零后,经传一秦灰烬余。
  梧叶打窗秋院静,松梢转月夜窗虚。
  又开黄卷青灯下,坐进人间驷马车。
  读书可以摆脱烦恼,净化心灵,孔子读《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乐在其中。在秉忠精神生命的土壤里,已与诗书的人文传统有了一份不解之缘。
  自蒙哥汗元年(1251),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府金莲川,积极延揽四方儒士,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藩府谋臣侍从文人集团,藩府士人群体来源广泛,文化渊源和师承各异,他们大多是金末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不同地域的儒学、文学等领域的精英,其中王磐、商挺、刘肃、杨果、姚枢、许衡、窦默、张文谦、张易、王恂等人,和刘秉忠关系很好,他们又常在一起诗酒唱和,对刘秉忠诗词风格自然会有很大影响。再者,长期藩府谋臣的生活,草原与大漠的地理环境,北方民族粗犷豪爽的性格,以及北歌的传统,使他的诗词尤其飘逸旷达、清疏豪爽。他的诗作有“稠林夹路冠依违,彪骑单行压众威”(《乌蛮道中》)的洒脱,也有“两壁云山夹行客,一川烟草看飞骝”(《和林道中》)的豪放,更有“千古周郎余事业,一时曹操漫英雄。东南几许繁华地,长在元戎指画中”(《江边晚望》)的大气,写出了豪杰气象。
  政治环境对刘秉忠的影响自然也不小。忽必烈积极延揽四方儒士,注重汉文化,接受“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帝中国当行中国事”的观念,以汉法治理汉地,对汉族儒士来说是莫大的鼓舞,但忽必烈只是相较于其他蒙古统治者开明,他对流传了几千年的先进的中原传统文化不可能完全理解。金莲川藩府儒臣和他们的君主从理念和文化上始终存在着不和谐,而且,发生在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的李璮之乱,对那些积极辅佐忽必烈施行汉法的金莲川藩府汉族谋臣是一个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打击,忽必烈对汉族儒臣开始猜忌和逐渐疏远。当刘秉忠发现“行道”的理想难以实现时,就会陷入深深的苦闷,“这苦闷来自于文化心理的隔膜带来的他们与蒙古贵族之间的互相不能理解”,这种矛盾和痛苦会时常折磨着他,他天性旷达,而且善于融三教慧命而为一,把儒释道三家,相互融合,彼此贯通,互为调济,能保持心态的平和,以一种异常宁静、平缓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来缓解内心深处的痛苦不堪。因而,秉忠多把仕途的不快与困惑倾吐在诗词中,常以诗书、琴棋消遣娱情,“一箧诗书三尺琴,忘怀钟鼎是山林。圣贤处世常存道,男子遭时始见心”(《呈南庵友人》)。这不止是一个看破尘寰的仙道和释子的情怀,更是典型的中国士人文化精神。因为刘秉忠的全部生命,早已交付给了天下社稷生民,他的骨血深处,是满腔子的“人溺己溺”的热情,所以他始终成不了一个真心皈依佛门的“自了汉”。他的心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也不是自了的,而是为他的;更不是冰冷死寂的,而是温厚活泼的。而且,他擅长于以静观的心情意态,看宇宙、人世之风云变幻,以下这首《永遇乐》词可以看作秉忠诗词风格的一个典型代表:
  山谷家风,萧闲情味,只君能识。
  会友论文,哦诗遣兴,此乐谁消得。
  室中天地,目前今古,今日还明日。
  似南华蝶梦醒来,秋雨数声残滴。
  诗书有味,功名应小,云散碧空幽寂。
  北海洪罇,南山佳气,清赏今犹惜。
  一天明月,几行征雁,楼上有人横笛。
  想醉中八表神游,不劳凤翼。[12]
  于一片明澈澄净的风景中,青山与明月伴随着词人那种闲静、清净的人格境界,一种悠游涵咏于人文生活的情调,一种清新明朗、自在洒脱的书生情怀尽现其中。
  虽然“裁云镂月之章,阳春白雪之曲,在公乃为余事”(阎复《藏春集原序》),他的诗词是闲暇消遣之作,并非刻意为之,但是他的诗文词曲却别有一番情致,明秀清新,和他的人一样潇洒飘逸,感受到一种脱俗的宁静心境。他寄情吟咏于诗词,展露他的情感,他的诗词如一片灵光,流走贯注,其中包含着他对人生的体验,对社会人事的敏锐独特感受,因而其诗词的内涵显得格外厚重。可以说,贯通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影响了他的人生态度、情感方式和致思途径,也促成了他诗词独特文化意蕴的形成。他将自己所崇尚、追寻和向往的这种人文精神贯通于作品之中,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文化意蕴和毓秀心灵相交汇的艺术佳境,其诗词宽广而深邃,正如马伟在《明刻藏春诗集序》所言:“雄浑而质直,淳厚而和平,锵乎金石之音也!炳乎奎璧之光也!澹乎太羹玄酒之味也!”有着“饮之太和”的审美境界。
  (作者为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代文学格局与走向研究”〔项目编号:12BZW036〕,2014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阶段性成果)
  【注 释】
  [1][2]〔元〕刘秉忠:《藏春集》卷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明天顺五年刻本。
  [3][5][6]同上卷一。
  [4]同上卷四。
  [7]〔宋〕朱熹编:《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先生语》,商务印书馆, 1935年版。
  [8]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39页。
  [9]同[1]卷二。
  [10][12]同[1]卷五。
  [11]同[1]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