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认识佛教 » 详细内容

佛使比丘“法的社会主义”与环境保护


来源:作者:雷晓丽   发布时间:2015-09-23 浏览次数:984次


佛使比丘是泰国著名的学术型僧人,他的道场“解脱自在园”取址于幽静的森林中,所以他同时也可以说是一名“林居僧”。20世纪70年代,他曾提出“法的社会主义”思想,构建了鲜明的政治哲学体系,所以学者们也一直大多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阐述此思想。但本文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进行思考,认为“法的社会主义”强调的互依互存、各取所需等原则,对于当今突出的生态环境恶化、物种灭绝等问题都可做有效运用,而且佛使比丘管理的“解脱自在园”的知足、简朴、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模式也是保护环境、爱护环境的学习典范。
  佛使比丘(Buddhadasa,1906-1993)是泰国一位著作等身的改革派僧人,一生致力于复兴佛教传统、回归原始佛教教义的工作,1932年建立的“解脱自在园”将南传佛教“城居僧”和“林居僧”的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佛使比丘是一位学术型的僧人,他的作品囊括了原始佛教教义、禅修实践、当代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本文将着重阐述佛使比丘政治哲学中的“法的社会主义”思想。
  佛使比丘“法的社会主义”,英文Dhammic Socialism,有时也直接音译为Dhammika Sangkomniyom(       )。这一思想是针对20世纪以来,变得日益激烈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矛盾,尤其是1973年到1976年间泰国社会爆发的政治动乱,及当时的社会民主不能溶解左派、右派两种政治形态冲突的现实而提出的。这一思想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充斥于社会中的愤恨和冲突,恢复社会的和谐、平衡。

  一、“法的社会主义”的涵义
  “法的社会主义”的“法”指的是自然的德性或事物自然运行的法则,是一种适当或合于中道的伦理道德[1]。“法”是自然法则,自然之道,是一切事物的本来面目或原始的自然状态。佛使比丘认为,“法”涉及到所有与人类有关的事物,没有任何事物可脱离“法”的范围,它是所有现象的法则,也是修行的依据,所有苦乐的结果也都与“法”有关[2]。总的来说,“法”意味着所有的事物和现象,及其内含的真理,是人们生存的律则,它涵盖了一切。无论社会中的人类,还是自然界中生物,都必须遵循自然法则生存。
  “社会主义”是在西方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概念,是19世纪初,针对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的兴起所造成的贫富不均现象及人们社会关系的不平等现象而衍生出来的理论。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反对资本主义对劳工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和社会的分配不均,主张建立一种社会制度进行控制。所以,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应用,主要是作为一套经济体系和政治理论。但是佛使比丘从“因缘法”出发,使“社会主义”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含义。“社会主义”的泰语是Sangkom-niyom,Sangkom是社会的意思,Niyom是流行、欢迎的意思,所以Sangkom-niyom是一种对于社会的推崇,他的“社会主义”强调的是对于群体的重视,强调社会群体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任何事物之间都是互相依存的,没有任何单独的存在,强调不能脱离社会。他的这一概念包括各个层面的很多东西,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述的进化理论颇为相似,但却性质不同,佛使比丘认为整个社会就像是自然界的生活,他们互相依存,互帮互助,以此来保存物种,甚至于进化成更高级的物种[3]。一般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涵盖的只是我们人类生活互动产生的空间,而佛使比丘却把它延伸到了整个自然界,他认为大至宇宙,小至鸟兽之间,都是一个社会。
  综上所述,佛使比丘“法的社会主义”要求重视群体间的互存互助关系,而这种互相依存关系的维护必须遵守的是自然法则。佛使比丘提倡的这种“法的社会主义”社区,本来是自然的相互依存与和谐平衡的状态,是纯净的、平衡的。他引用了《起世因本经》(Agganna Sutta)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认为就像经中所说,这个社会起初是和谐的,人们各取所需,每天仅从大自然中取得生活所需的量,所以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都是平衡而和谐的。可是后来人们渐渐产生贪欲,开始积蓄食物和财产,渐渐背离了自然法则,自然状态被破坏,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和谐被破坏了,社会产生了许多新问题。所以,佛使比丘提出要回归到生命的自然或者说正常状态(Prakati),这个正常状态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自然的本质,是以遵循自然法则为准则,例如要身体处于自然的状况,就要顺其自然地吃饭、站立、行走、睡觉、沐浴和排泄;另一种则关系到人类要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人类应该互相合作,世事才能顺其自然地运行。[4]

  二、“法的社会主义”与生态保护
  如上所述,佛使比丘“法的社会主义”思想是针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冲突而提出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恢复社会的清明与和谐。但是,佛使比丘认为,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道德的修养和宗教的修持,虽然现在和谐平衡的本来面目被破坏了,但是只要通过宗教说教,这种本初状态是可以重现的。他提出“布施场”和引入“法王”的概念,为奴隶制和君主制作辩护,没有勇气面对巨大的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将希望寄托于有德行的王和具有道德自觉性的民众,只能是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是一种保守的改革派思想。然而,尽管“法的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作用非常有限,但对于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解决当代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等问题却有非常积极的借鉴意义。
  1、按需所取,适度消耗
  佛使比丘认为,人们生存所必须依循的自然法则强调按需所取的方法,人们不要追求超出自己需求的妄取。他引用《起世因本经》指出领土争夺、偷盗、妄语等各种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人们在无明和贪欲的驱使下开始的粮食和财产的积蓄。现今人们对自然的利用也是如此,为了一时之利、一己之利,涸泽而渔,焚林而猎,自然的承受能力和自愈能力完全丢在了一边,全球气温变暖、森林覆盖率锐减、土地沙漠化等问题日趋严重。而归根结底,社会失序、自然环境恶化的症结在于无明和“我”、“我所”的产生,从而产生了贪欲,诱使人们无节制地从自然界索取生产、生活资料,来最大限度地为自己制造利益。
  佛使比丘认为,自然的本质是无我,也就是个人不执着私利。我们一直在倡导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关键就在于摒弃完全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遵守按需所取的自然法则,不过度消耗自然,对自然多一些关怀。此外,佛使比丘还提出慈悲的原则,认为“法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慈悲。比如,我们种了农作物,有动物来吃,一般人就想着如何猎杀,但如果我们怀着慈悲心,宁愿多种一点,让动物也可以享受,那人和动物就可以和平共处。佛使比丘所要求的慈悲不仅包括对环境的慈悲,而且包括对他人的慈悲。只有基于慈悲,人们才会将多余的物质分享给他人,做到只取自己所需要的,如果生产多余了就分享和归还给社会。
  2、互助互存,同情共感
  “法的社会主义”强调人和自然都仅仅是社会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平等的,没有一方是另一方的主宰。一般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涵盖的只是我们人类生活互动产生的空间,而佛使比丘却把它延伸到了整个自然界,他认为大至宇宙,小至鸟兽之间,都是一个社会。他说,“法的社会主义”就是团体里最根本互相依存的方式,小至村庄大到整个世界也由此存活下去,若说整个宇宙是个社会主义系统也不过分,天空中无数星辰共存于一个社会主义系统中,我们的小宇宙以太阳为首,包括地球的行星群,是它的卫星,它们共存于一个社会主义的系统中,所以不会互相撞击[5]。社会主义群体中的每个个体之间是有差异性的,必须认识到互相依存、地位平等的关系,互相尊重,才能够和平共处。
  当今存在的各种破坏生态的行为,都是因为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执着于“我”、“我所”才发生,并越演越烈。千方百计地把自然界中的资源变为个人财产,认为人和自然、自我和其他大众是对立的,砍伐树木,开采矿产,将其据为己有才心满意足。他们没有认识到人和自然都处在一个大的社会之中,都是这个生态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不应该认为人是自然的主宰,人对自然的开采和使用天经地义。
  至今为止,已经有很多组织和个人就生态物种的保护提出了很多的呼吁,但他们大部分是从环境保护的利益以及环境破坏的后果进行分析,根本上来说,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但是佛使比丘“法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人和自然都是生、老、病、死之中的朋友,破除了“我”和“我执”,出发点是人和自然的平等地位,强调的是与周遭一切的“同情共感”,将对于人类本身的关怀扩展到了自然生物上。所以可以说,从“法的社会主义”出发的环保观念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模式,不是考虑我们能从生态保护中得到什么,或是将自然界建设成我们所设想的样子,而且关心自然界本来的面目,像关心朋友一样关怀自然环境。

  三、“解脱自在园”的典范
  佛使比丘对于生态环境,对于大自然的尊重和关爱,并不只是说说而已,他的驻锡地“解脱自在园”的经营正是人与自然和谐、平等共存的典范。在泰国,绝大部分的寺庙都称之为Wat(寺庙),可佛使比丘将自己的寺院命名为Suan(“解脱自在园”即Suan Mokkhaphalaram),在泰语里,Suan是园的意思,是自然环境,他认为理想的生活社区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无争,而且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首先,解脱自在园的管理理念是互相尊重,求同存异。20世纪以来,泰国的禅修法门和各式各样的禅修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于是,为了显示自己的优越性,争夺在信众中的地位,自我标榜、自我抬举、贬低他人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这与禅修的真正目的是相左的。佛使比丘认为,如果竞争的派别有好的观点并能依其专长与经验做有益的事,则竞争本身是非常好的;但如果他们只是想让自己微不足道的特色显得比别人好,整个宗教就会遭殃[6]。所以佛使比丘认为,应该求同存异,每个禅修中心宣扬的都是佛陀的教法,虽然修法可能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脱离苦,达到最终的觉悟。
  另外,来禅修中心的禅修者,虽然名义上一样,都称作修行者或出家人,但实质上却是有差别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风俗和仪轨。而禅修中心一般都是根据主办者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观点或师长代代相传的教导,而有自己的作法[7]。所以,这就难免出现矛盾,比如说有的人认为不应该每天课诵,也不该看报纸,而应该完全专注于禅修,而对方则认为他们是食古不化,不懂随着时代变通。
  佛使比丘认为,这些人都太执着于“我”这个观念,认为只有我才是正确的。他认为真正的修行者应该是只留心观照自己,禅修的松弛或严格应该是个人的抉择,真正的修行者不排斥任何人,是任何人的朋友[8]。每个禅修者都是禅修中心这个生活社区的一份子,他们之间应该互相尊重,求同存异。禅修中心应该成为不同派别间彼此协调、增进了解的场所。
  第二、解脱自在园总的生活理念是“知足”、“简朴”。佛使比丘认为禅修中心应该是开支很低,生活清苦的小地方。在解脱自在园这样,或更艰苦的环境,外界的干扰较少,才较有机会享受沉思和内心升起的光明。所以在解脱自在园的生活是简朴的,知足的,只是享受必需的物品,并不寻求过度的消费。
  在解脱自在园,比丘们穿的是最简单的福田衣,佛使比丘认为这可以使人的心念提升、净化,而且简单、知足的衣着可以节省开支。在这里,禅修者只用一个简单的食器进食,所吃的饭菜基本靠托钵而来,除非有人供养,但接受供养的出发点也是为了能让布施者通过布施获得功德。生活方式也应该是尽量地以简单的方式进行,比如解脱自在园的比丘一般都拒绝到居士家里接受供养,也谢绝参加葬礼等各种不必要的宗教仪式,因为只有宗教仪式越少,才有更加清净的修行,心灵上的造诣才能有提高。
  解脱自在园刚成立的前两年,只有佛使比丘一个人居住,第三年才陆续有比丘和禅修者挂单。禅修中心一般都在比较偏僻的大自然中,可能不是门庭若市,甚至鲜少人问津,但也没有关系。因为喜好禅修,能够坚持禅修的人很少,禅修中心人少,反而可以提供独立思考或研讨聚会的好地方。[9] 
  第三、解脱自在园的建设和经营非常重视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要求尽量地少去改变自然。佛使比丘在阐述“法的社会主义”中,多次提到自然和自然法则,认为自然本来是平衡、和谐的。现在人类社会在无明和贪欲的障碍下,已经堕落了,但是生物界仍然按照自然的法则生存着,所以我们人类应该多观察生物的生活方式,多向生物界学习,学习它们如何各取所需,有节制地生存。佛使比丘非常强调自然的重要性,在禅修中也积极地运用自然。他建议小沙弥密切地观察围绕在我们四周的大自然,如鸟、鱼、树、花等,这样可以有不少的体悟;对于年资较长的比丘和沙弥,建议进一步观察自然,直到与自然合而为一,不再有分别心。
  解脱自在园的建设也是尽量按照自然的法则进行,只取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尽量少去改变自然。比如佛使比丘认为,禅修中心的选址要选在水质好的地方,这样才不需要后期处理水源,产生不必要的开支。又例如,禅修中心的食物主要是托钵,加上居士偶尔的供养,佛使比丘认为建立厨房和自己准备食物不但不如法,也不经济。佛使比丘对于禅修中心的经营,主张尽量避免繁琐的事物,除非绝对必要,不去做需要投入资本、人力而加重负担或浪费时间的事。[10]
  除了尽量保护自然生态的原初状态,在解脱自在园的生活还要尊重自然界的平等地位,保持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因为解脱自在园建于森林之中,所以经常有来自森林中的“访客”,佛使比丘像朋友一样地对待它们,他形容两次“造访”禅修中心的野猪为“重逢的老友”。还举例,有次在外出托钵的路上,遇见了一只水獭,它在沙堆中打滚并不时地站起来观察佛使比丘,好像在挑衅,佛使比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静静地等候水獭走了才继续行路。禅修中心在森林中,难免有很多的蚊子,禅修中心不是去消灭这些害虫,而是试着去了解蚊子的天性,配合它们的习性,尽量避免蚊子出现的时段,或者疏通水沟,消除蚊子繁殖的地方。佛使比丘认为,根据佛陀的教诲,人不应该与敌人对抗,同时也不应该保护自己,更不可以在惊吓中逃走或退缩[11],有时候蚊子的干扰,甚至可以防范我们的身体过于昏沉和过多的睡眠。[12]

  总 结
  综上所述,虽然佛使比丘提出“法的社会主义”的初衷是解决当时的政治、经济问题,恢复一个和谐、平衡的社会,但这一思想,也可以给许多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带来很多有益的思考。他认为人和自然界都是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都处在同一个生态共同体,人和自然是平等的、互依互存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自然界,同情共感,多一些关怀,少一些伤害。人和自然界的生存都必须遵循自然法则,其重点则是各取所需,不因为一己之利而无止境地积蓄。人类应该只从自然中索取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而不该无节制地消耗和浪费。而且佛使比丘把尊重互助互存的自然界及只取所需这两个原则具体地贯彻到解脱自在园的生活中,为人们保护生态提供了学习的典范。
  (作者为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博士生)

  【注 释】
  [1] 佛使比丘著,Donald Swearer英译,《法的社会主义》:自然的德性。http://www.gaya.org.tw/publisher/fain/ftysm/ftysm1-3.htm (检索于2015年1月12日) 
  [2] 佛使比丘著,Donald Swearer英译,《法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由“法”所建立的。
  [3] Puntarigvivat, Tavivat. 2003. Buddhadasa Bhikkhu and Dhammic Socialism, in The Chulalongkor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Vol.2 No.2, p.193。
  [4] 佛使比丘:《道德的价值》(The Value of Morality), Chaiya: Suan Mokha, 1976页8。转引自佛使比丘著,Donald Swearer英译,《法的社会主义》:序言。
  [5] 佛使比丘著,Donald Swearer英译,《法的社会主义》:法的社会主义就是团体中互相依存的方式。
  [6] 佛使比丘著,Donald Swearer英译,《法的社会主义》:我看禅修中心。
  [7] [8][9] 佛使比丘著,Donald Swearer英译,《法的社会主义》:来自四面八方的行者。
  [10] 佛使比丘著,Donald Swearer英译,《法的社会主义》:好的水源可以减少负担。
  [11] 佛使比丘著,Donald Swearer英译,《法的社会主义》:惊吓只是无谓的幻觉。
  [12] 佛使比丘著,Donald Swearer英译,《法的社会主义》:小孩和蚊子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