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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佛教文化交流探索


来源:作者:李湖江   发布时间:2015-09-23 浏览次数:823次


2015年3月26日至29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成功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题为《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主旨演讲。论坛首次设置了宗教版块,“一带一路”成为了亮点议题,与会者在宗教的作用、宗教界的参与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讨论[1] 。2015年4月19日,国家宗教事务局王作安局长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围绕‘一带一路’建设,要鼓励有条件的佛教团体和名山大寺,加大‘走出去’、‘请进来’的力度,开展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交流,增进不同信仰的沟通与互鉴,丰富和拓展文化交流内涵。要加大对外弘法和交流人才培养,增强中国佛教的对外表达能力,扩大中国佛教在文明对话中的影响力,致力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新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在不久前的一次讲话中也指出,中国佛教应为化解“一带一路”上的各种与宗教有关的冲突提供“价值支撑”[3]。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一带一路”中的“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笔者将对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东盟国家之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作进一步的探索。中国与东盟的佛教交流具有良好的历史和现实基础。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佛教协会与东盟多数成员国就有了各种形式的合作与往来。中国是一个佛教大国,三大语系佛教具全,在佛教文化交流的各个方面,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都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佛教将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人民之间友谊的桥梁。

  一、中国与东盟佛教概况
  当代中国宗教呈多元化发展态势,宪法保障公民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佛教源于印度,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逐渐演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代中国大陆佛教的发展状况,据中国佛教协会网站的介绍:“截止至2012年,三大语系佛教活动场所有3.3万余座,僧尼约24万人,其中汉传佛教寺院2.8万余座,僧尼10万余人;藏传佛教寺院3000余座,僧尼13万余人;南传上座部佛教寺院1600余座,僧人近万人(其中比丘2千多人)。现有各种不同层次的佛学院38所,佛教期刊100余种,较有影响的佛教网站近200家。各地佛教界均设有公益慈善组织和佛教文化机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的佛教徒人数有1亿多人。”[4]
  东盟成立于1967年,成员国包含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第43条指出:东盟文化共同体的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具有归属感、多样性巩固团结的东盟,以提高成员国之间在文化、历史、宗教、文明之间更深入的相互了解。东盟十国中,伊斯兰教信徒的人数最多。马来西亚与文莱将伊斯兰教作为国教,印度尼西亚约87%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菲律宾国民约85%信奉天主教,是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上述诸国佛教虽然并非主要宗教,但仍然占有一定的信仰比例,且历史上佛教也曾盛行一时。东盟十国中,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四个国家,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作为主要宗教。在越南和新加坡,以大乘佛教作为主要宗教之一。依照刘金光的统计:“佛教信徒大约占东南亚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34%以上)。在印度支那半岛国家中,佛教占有绝对优势,约占东南亚佛教徒的94%以上。泰国存在着最大的佛教团体,佛教信徒约占东南亚地区佛教徒总数的34%;越南,占28.4%;缅甸,占22%;柬埔寨,占7%;老挝,占2.7%;马来西亚,占2%;印度尼西亚,占2.6%;新加坡,占不到1%。其他国家更少。至于单个国家,人口佛教信徒比例最高的是柬埔寨,占人口总数的93%,在泰国,占92%;在缅甸,占82%;在老挝,占77%;在越南,占76%;在新加坡,占40%;在马来西亚,占20%;在文莱,占13.5%。”[5]

  二、佛教舍利与公共外交
  舍利是指佛、菩萨、罗汉、高僧等,在圆寂火化之后所凝结成的坚固子,被认为是由于勤修戒定慧的功德力结晶而成。中国最有名的舍利是佛牙舍利与佛指舍利。据说现存于世的佛牙舍利有两颗,一颗供奉在斯里兰卡康提市的佛牙寺中,另一颗则供奉在中国北京灵光寺。现存的佛指舍利则只有一枚,供奉于中国陕西扶风法门寺。在中国与东盟成员国的友好交往中,佛教舍利曾起到公共外交的重要作用。公共外交的范畴“包括了‘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对外交流方式,包括了官方与民间的各种双向的交流。交流的目的是直接促进外国公众提升对本国的认识,以交流影响社会,让社会影响政府。”[6]公共外交的模式有以下几种类别:人民外交模式、战略外交模式、族裔外交模式、经贸外交模式以及宗教外交模式等。中国与东盟的佛教交流可归属于宗教外交模式。
  以中国与缅甸的佛教交流为例:在缅甸政府的请求下,北京灵光寺佛牙舍利曾经先后四次被迎请到缅甸供奉。第一次是1955年10月至1956年6月,前来迎接佛牙的缅甸代表团与缅甸联邦文化代表团受到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的设宴款待,佛牙抵达缅甸仰光时,缅甸联邦总统巴宇、总理吴努亲自到机场奉迎佛牙,并率领政府官员举办了隆重的迎接仪式,佛牙舍利在缅甸供奉将近8个月[7]。有学者评价这个事件:“佛牙舍利的缅甸之行,为新中国佛教外交增加光彩。佛牙作为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使者,出巡海外,帮助中国政府建立与周边佛教国家友好睦邻关系、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8]佛牙第二次抵达缅甸是1994年,供奉45天;第三次是1996年末至1997年初,持续供奉90天;第四次是2011年11月6日至12月24日,供奉48天,这四次巡礼供奉都在缅甸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佛牙舍利作为智慧与和平的象征为中缅两国架起了友谊的桥梁[9]。这枚佛牙舍利也曾应泰国政府的邀请,于2002年12月15日至2003年3月1日,在泰国供奉76天。而早在1994年,陕西扶风法门寺的佛指舍利就曾赴泰供奉瞻礼,两个多月中,前往瞻拜的朝野各界人士达300万人次。[10]
  令人关注的是,近年中国高僧的舍利在东盟成员国中也开始发挥影响。2012年4月2日当代高僧本焕老和尚圆寂,荼毗(火化)之后获得大量舍利。2013年3月22日,泰国佛教界在素可泰府隆重举行了“恭迎本焕长老舍利安奉仪式”。本焕长老舍利赴泰永久安奉仪式,在公共外交层面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高僧的舍利首次出国安奉,成为当代中泰两国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有影响的大事,成为中泰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与象征。这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泰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而且也对周边佛教国家起到联谊与宣传的功效。”[11] 2015年3月19日,柬埔寨举行国家级庆典,建造本焕塔,专机恭请本焕长老舍利永久安奉[12]。据深圳弘法寺网站所转引柬埔寨《华商日报》的评论指出:“本焕长老舍利塔奠基典礼隆重殊胜,典礼仪式现场融合了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祈福方式,更显得意义非凡。本焕长老的舍利在柬埔寨永久安奉,这不仅加深了中柬两国的传统友谊,也为当代中柬两国佛教的友好与中柬文化交流掀开了新的一页。”[13]

  三、佛教名胜与文化传播
  中国与东盟国家拥有许多佛教名胜,它们与一般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不同之处在于,被赋予了神圣性。所以佛教旅游除了观光、娱乐之外,往往都带有朝圣的性质。段玉明指出,自然环境由于佛教元素的介入被纳入了佛教的宇宙模式,“藉此营造,被佛教所选定的环境便从凡俗空间中脱离出来,镶嵌在佛教既定的宇宙秩序中。而当此时,被佛教所选定的环境即不再是自然的环境,而是佛教所谓的‘不思议境界’”[14]。世俗空间由此转化为神圣空间。因此,每一个佛教圣地,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它们是文化的载体,以静态的形式默默地传播着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
  在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可谓享誉海内外:浙江普陀山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安徽九华山是地藏王菩萨的道场。它们成为世界各地佛教徒参访、朝拜、祈福的圣地,因其优美的自然风光与厚重的人文底蕴,也成为世界各国游客观光旅游的胜地。
  在东盟国家也有许多著名的佛教圣地,它们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如泰国曼谷玉佛寺:“始建于1784年,为泰国皇室的佛事活动场所。寺内玉佛殿供有碧玉玉佛,殿壁绘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等。”[15]此外还有曼谷金佛寺、大理石寺、卧佛寺、金山寺,巴吞他尼府的法身寺等著名寺院。位于曼谷西约50公里处的佛统府,是一个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佛教名城。缅甸佛教胜地蒲甘:“兴建于1世纪,11世纪成为蒲甘王朝和上座部佛教中心,号称‘四百万宝塔城’。据1973年统计,共有佛教建筑物2217座。”[16]在缅甸仰光茵雅湖附近的瑞德光塔(即仰光大金塔)、仰光寺东郊的世界和平塔也十分著名。柬埔寨的吴哥寺:“位于柬埔寨暹粒市吴哥城南郊,建于1112年至1201年。全寺由十余座主建筑及数十组辅助建筑组成,总面积达四万余平方米。”[17]除了上述以外,东南亚的佛教圣地还有许多:比如位于老挝首都万象市区东北部的塔銮广场;印度尼西亚的佛教名塔婆罗浮屠,该塔与吴哥窟、仰光大金塔并称东南亚佛教三大古迹;越南河内的李国师寺、玉壶寺、一柱寺、金莲寺;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泰禅寺;新加坡龙山寺、双林禅寺;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的贝尔大教堂:“位于菲律宾碧瑶市郊,为一座集佛教、道教、天主教等寺堂建筑于一体的大教堂。其内的中国佛寺,有大雄宝殿、佛塔、莲花放生池、牌楼等,又称‘钟庙’。”[18]
  这些佛教圣地吸引了无数游客、信众参观与朝拜。他们在获得赏心悦目游玩的同时,也一定能收获佛教文化的熏陶,因此佛教旅游能达到佛教文化传播的效果。

  四、佛教教育与文化交流
  关于佛教教育的内涵并无标准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王雷泉在《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 一文中把佛教教育界定为:“向社会各界传递佛法的观念、经验、礼仪、制度,并使佛教教团自身得以延续的方式与方法。”[20]并指出中国历史上存在三种类型的佛教教育模式:译场讲学、丛林熏修与专业院校。而现代意义上的佛教教育一般是从狭义上讲,是指院校教育,即僧众在佛学院或者佛教大学接受教育。学诚法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我也有一个梦想:就是中国能有一座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佛教大学,能让佛教信众、出家人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佛教及佛教的传统文化。”[21]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佛教教育方面交流合作处于起步与发展阶段,以往这方面的交流合作并不多见:1996年,应缅甸政府邀请,新中国建国以来首批中国僧人赴缅甸首都仰光国立佛教大学留学[23] ;2001年5月25日,根据越南佛教界和中国佛教协会的商定,越南派出4位比丘尼到福建省闽南佛学院留学[24] 。2011年12月4日下午,深圳弘法寺佛学院(现更名为本焕学院)与泰国摩诃朱拉隆功佛教大学在泰国总理府部长议事厅签订了合作意向[25]。2014年12月22日至25日,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访问柬埔寨智慧大学,双方希望在佛教教育、僧才培养、互派留学生等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26]。2015年4月8日福州开元寺与泰国摩诃朱拉隆功佛教大学共建的大乘佛教研究中心举行挂牌揭幕仪式。近年来随着资讯的发达,交流渠道的增多,双方逐渐意识到在佛教教育方面合作的重要性,所以这项工作渐有起色。云南佛教协会康南山指出:“随着中国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东盟国家佛教界来中国留学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到中国巴利语系高级佛学院成立招生时即可接受东盟国家佛教界来留学,让东盟国家佛教界来中国学习,学习中国文化,多了解中国。通过佛教界相互派遣留学僧和合作办学可以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促进中国与东盟人民的友好往来。”[25]
  文化交流与传播具备双向性的特征,而不是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能导致对方的文化要素融入到自己的文化之中,从而造成文化融合现象,因此文化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26]。从佛教文化输出的角度来分析,中国拥有丰富的佛教文化资源,包含了汉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和巴利语系佛教。汉、藏语系佛教的发源地都在中国,所以佛教文化输出主要体现为汉、藏语系佛教对东盟国家的影响。就现实情况来分析,影响较大的是汉语系佛教,它已经在许多东盟国家扎根,如泰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都有华人的寺庙与佛教信徒。“2009年,泰国王室六世基金会邀请深圳弘法寺往泰国普济岛创建中国寺院,对中国佛教来说是新的机遇。以往东南亚地区的中国大乘寺院,都是由前往当地定居的华人所建,再礼请中国的高僧前去主持,其信徒也主要由华人组成,影响主要在华人生活圈内。这次由泰国王室基金会主动提出邀请中国佛教僧人前去建寺,说明中国佛教已受到世界佛教界重视。2012年,泰国国王向深圳弘法寺住持印顺法师颁发了泰国华僧大尊长的证书,这是泰国政府首次向中国大陆大乘佛教僧人赠送僧职。”[27]而从佛教文化输入的角度来看,则主要体现为东盟国家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对中国云南地区佛教的影响。据学者郑筱筠的观点,云南省由于其地缘、亲缘和族缘的密切联系,势必受到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的影响 [29],她指出:“中国南传佛教管理模式的特点在于,将管理重点放在基层,将宗教纳入到社会管理体制之中,有力地促进佛教在当地社会的有序发展。中国南传佛教这一管理模式正是受东南亚佛教的影响形成的,它在东南亚地区始终发挥着社会有序化发展的作用。”[29]此外,还有一项佛教文化交流的项目是大型国际佛教会议:如近年来,中国成功举办三届“世界佛教论坛”,2014年在陕西宝鸡市承办“第27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东盟国家佛教界均派代表参加。而中国佛教协会也派代表参加在泰国、越南等东盟国家所举办的“联合国卫塞节庆典”等各类佛教盛会。由于同一佛教信仰所产生的凝聚力,可以使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佛教信徒彼此交往并进行文化传递。因此佛教文化交流首先可以成为连接双方佛教信徒友谊的桥梁,进而可以演化为连接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友谊的桥梁。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史博士后)

  【注 释】
  [1]新闻特载:《博鳌亚洲论坛首设宗教版块》,《法音》,2015年第4期。
  [2]王作安:《中国佛教事业迎来大有作为的历史性机遇》,來源:大公佛教2015-4-19。
  [3]学诚:《佛教应为化解一带一路的宗教冲突提供价值支撑》,来源:《文汇报》,大公佛教2015-4-17。
  [4][24]来源:中国佛教协会官网http://www.chinabuddhism.com.cn(2015/1/30)。
  [5]刘金光:《东南亚宗教的特点及其对我国对外战略实施的影响》,见郑筱筠主编:《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24页。
  [6]http://www.cpdcea.com/pdnews/(2015/1/29)。
  [7]参学愚:《当代中国佛教外交与政治宣传》,《人间佛教研究》,2013年第5期,第133页,另见张琪编著:《新中国佛教大事记》,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39-46页。
  [8]学愚:《当代中国佛教外交与政治宣传》,《人间佛教研究》2013年第5期,第135页。
  [9]参凌海成:《中国佛教》,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1月,第204-206页。
  [10]桑吉:《中泰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法音》2003年第1期。
  [11][12][13][23]来源:深圳弘法寺网站http://www.hongfasi.net(2015/4/30)。
  [14]段玉明:《佛教环保技术试析——以峨眉山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15] [16][17][18]陈兵编著:《新编佛教辞典》,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684页、第680页、第682页、第687页。
  [19]王雷泉: 《走出中国佛教教育困境刍议》,《法音》,2001年第10期。
  [20]http://www.pusa123.com/pusa/news/fo/201586421.html(2015/4/21)。
  [21]黄云静:《中国对东南亚的佛教交流》,《公共外交季刊》,2011年冬季号(总第8期)。
  [22]张琪编著:《新中国佛教大事记》,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301-302页。
  [25]康南山:《加强中国南传佛教自身建设,建立中国与东盟佛教黄金纽带》,郑筱筠主编:《东南亚宗教研究报告:东南亚宗教的复兴与变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第345页。
  [26]参王晓朝:《宗教学基础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228页。
  [27]黄夏年 : 《充分发挥佛教对外服务的民间外交功能》,《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3期。
  [28][29]郑筱筠:《当代东南亚宗教现状、特点及发展战略》,见郑筱筠主编:《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41页、第38页。